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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衡量中国经济的增长不能仅
 

  “我们首先要铭记一点经济增长GDP并不是独立的因素,它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它并不是我们的一个目的,我们还是要不断的提高人民的福祉、人民的生活水平以及可持续社会的发展。”3月24日,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中国发展高峰论坛2018年会”上如此表示。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认为GDP是一个常规的指标,但是这个指标对经济的绩效并不是特别的好,因为最终会有一些技术的问题,而且有的时候根本没有考虑到分配的问题和可持续性的问题,或者是老百姓总体的福利问题。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曾经在一些委员会上担任一些职务,曾对这个问题进行过研究,也提供了一些报告,GDP无法实现我们最终的目标。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表示用GDP监测的东西会影响我们的工作和对价值的判断。

  如果要衡量中国今后的增长,不要仅看GDP,而是要通过新的措施来衡量,要有一系列全套的指标来衡量才行。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我非常高兴来到这里,今天演讲的主题是非常重要的主题。我们首先要铭记一点经济增长GDP并不是独立的因素它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它并不是我们的一个目的,我们还是要不断的提高人民的福祉、人民的生活水平以及可持续社会的发展。现在人民的生活水平,尤其是大部分城市人口的生活水平居然没有实现很好的发展。

  当我们说到怎么样确保经济活动最好的成果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向着一个最终的目标,也就是社会人员的福祉来迈进。社会并不能靠自己实现这样的目标,所以我们需要环境的监管,所以我们需要多样化的干预。市场经济本身甚至都不能实现平稳发展这样一个目标,比如2008年的金融危机就能说明这一点。

  要实现可持续快速的发展也是不行的,像在美国我们可以看到经常会有短视的行为出现,而导致经济的不稳定。还是要设定市场的游戏规则,所以市场本身构建不了这样的规则,只有当有了这样规则的架构之后,我们才能保证一个稳定的发展,在环境的可持续性上才能做得更好,要不然我们就会陷入到深渊当中。

  中国现在也解决这样的问题,怎么确保下一阶段可持续的发展。在过去30年到40年当中已经实现了高速的发展,这样的一种发展怎么样来继续保持可持续性,不断的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会每一个成员的生活水平,现在也变得日渐的重要。这也就是我们今天组织这样一个话题的主要的目标。

  我不会给大家重新回顾中国取得的巨大的成就,因为中国在过去的40年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些成就也导致了一些问题,比如环境的恶化、不平等,以及在很多情况下教育和健康不平等。另外,中国的城市人口急剧膨胀,使得我们的居住条件不好,还有在很多情况下通过债务的融资带来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所以我们还要记住GDP是一个常规的指标,但是这个指标对经济的绩效并不是特别的好,因为最终会有一些技术的问题,而且有的时候根本没有考虑到分配的问题和可持续性的问题,或者是老百姓总体的福利问题。我曾经在一些委员会上担任一些职务,我们对这个问题进行过研究,我们也提供了一些报告,GDP无法实现我们最终的目标。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用GDP监测的东西会影响我们的工作和对价值的判断。

  如果要衡量中国今后的增长,不要仅看GDP,而是要通过新的措施来衡量,我们要有一系列全套的指标来衡量才行。我们现在谈的是注重是数量还是质量,如果我们的衡量标准能够考虑到经济发展质量的问题,比如说考虑到环境恶化的问题,我们对经济绩效的权衡就完全会不同了,我们会采用不同的方法来进行衡量。中国现在正在进行改革,当然经济增长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既要看到中国经济的增长,但是也要看到我们的经济增长是可以量化的,而且量化起来是更容易的。

  除了GDP量化以外,联合国开发署还有一个人类发展指数的指标,在他们的指标当中测量了公平和平等的问题。美国的收入是比较高的,但不是最高的,只是比较高,但是谈到美国的公平和不平等,他们在全球排在25位,低于很多别的国家。这是什么意思?那就表明我们在经济增长测量和衡量上是不同的,带来的结果也会大为不同。

  还有几个关键问题要向大家介绍一下,中国通过这些方法有可能实现更好的高质量的经济增长,问题之一显然就是环境了。经济增长有可能会导致我们的空气恶化,还会减少我们的生产效率,因为如果工人咳嗽不止,不健康,他的工作效率肯定会很低下,产出非常低。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的环境非常重要,一定要考虑到环境恶化的问题,纳入到我们的权衡指标当中去。

  有一位经济学家经常说到一点,税收是非常有意义的激励机制,可以促进良好环境的发展。但是国际上有一个委员会,我领导的一个委员会,我在委员上研究过碳税,要收多少碳税才能达到巴黎协定2度的目标,一吨要50美元到120美元才行。因为现在很多碳都是免费的,都是零税的,以后会增加税收,不管怎么样我们在其中会得到一些钱,可以用它改进我们经济增长的质量。但是只有税收是不行的,我们还要进行监管,需要对基础设施进行投资,城市的设计一定要良好才行。我们既要胡萝卜,也要大棒。

  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城市,中国越来越多的人今后会在城市里面居住,中国的经济曾经是大力的发展农村,但是现在在大力的发展城市,那就有许多层面需要我们关注。要按可宜居,有很多我们需要改进,当然包括环境,还有交通拥堵、规划以及要建足够多的公园。还有非常关键的一点,中国其实已经在做了,那就是要提供良好的公共交通。另外健康对所有人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对老龄化的老人也是非常重要的,老龄化是中国重要的问题,在有些国家健康的不平等比收入的不平等还要严重,其实任何社会都有权利获得健康,这应该是基本的人权。有些中等收入的国家也这么做过,当我们认识到健康是人的基本权利之后,还有一个问题,医疗怎么来分配。如果依赖于私营的模式,并不是恰当的做法,美国私营失灵,价格非常高。英国的模式也要非常谨慎,关键的问题是要为老百姓提供普遍的医疗服务。所以,私营部门是不行的,应该让政府在健康领域发挥引领作用,而且要确保高质量的健康发展。

  另外教育也一样,关于教育中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我们要高度的强调教育的质量。我们在上海建了一个模式,一个金字塔的模式,但是我觉得要考虑到大众的普遍的教育。我们还要为老百姓提供普遍的教育机会,我们的研究基金会考虑到学龄前的教育和九年的义务教育,这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对于教育程度比较低的母亲也应该加强教育,要不然他们就会落伍,否则无法迎头赶上。同时我们还要考虑农村地区的教育以及农民工的教育问题,现在的体系看起来好像对于农民工的儿童是不太公平的。

  最为重要的是GDP无法提供非常好的衡量指标的原因是因为它会带来不平等,今天上午很多人谈到了3.9%的经济增长是非常好的,同时也有很多人不高兴。经济增长那么好,很多人又不高兴、不幸福,这是怎么回事?原因是我们对经济增长的监测实际上是不关联的。硅谷很多人赚了大笔的钱,这与幸福是毫不相关的。在整个美国,有一些互联网企业家是非常赚钱的,他们做的非常好,实际上我们谈的GDP是指硅谷那些人,但这个GDP指数却没有说到平均的收入,平均的收入丝毫不谈。我们在美国有很多全职工作人员,他们目前是处于底层,工作收入和60年前是差不多的,他们的收入根本就没有增长。所以我们需要做的实行是要推出一项综合性的措施来解决不平等的问题。中国的不平等增长非常高,而且是不可接受的高,但是我们有很多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在一些领域取得成功是有很多元素的,我们要从长远的角度解决才行,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要共同采取措施,要引入新的措施,现有的措施还要进行改革,要征收收入税、财产税。如果我们能够从数量迈向质量,肯定可以帮我们解决经济面临的很多挑战,我们今后可以不依赖于债务,而是依赖于税收和股权。所以我们从数量迈向质量是有必要的。如果中国打算改进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就必须这么做,如果中国想要可持续化实现包容增长这也是有必要的,而且这种增长是可行的。真的这么做,我们整体经济的绩效也都可以得到良好的测量和衡量。非常感谢各位!

  提问一:教授曾经写过一本书说GDP不能很好的衡量经济发展,那么您认为能不能创建一个综合性的衡量高质量发展的统计指标?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们有一系列的要素加以衡量。如果有一个表单或者主控板形式的话,在我的评论当中我也提到了几个重点,一个是成果衡量,包括教育和其他的因素。很多的要素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都受到了忽视,在构建市场经济过程中都受到了忽视。那么我们的经济当中有多少创新,经济的活力是多少,进入的企业有多少,中国哪些角色扮演的更好更活跃,这些都是非常有效的衡量方式。

  还有竞争力的衡量以及市场力的作用,我觉得我们需要一个非常宽泛的衡量指标体系,能够帮助我们不仅仅衡量经济的成果,还能衡量经济的现状。我刚才提到的一系列的要素,包括金融领域,像美国GDP的情况确实非常的好,但是它也有一定的脆弱性,经济的脆弱面就是如何在危机当中恢复。在我的书当中我也是强调了有必要进行深度和广泛的对话,能够真正的让我们了解到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是什么,最好的一个方法是能够形成矩阵式的非常最合性的衡量体系,而不是单一的指标体系。这样才能衡量我们在一系列的目标和展望当中做得怎么样。

  提问二:,您关注了很多其他方面的GDP评价,其实中国现在在高质量转型的时候有一个知识架构要转型的问题,以养老为例,日本和德国一个国家有200多所养老技术培训学校,中国一所都没有。包括我们的儿童早教,印度都有0到3岁的博士专业,中国还没有这样的专业,我讲问的是如何评价知识体系的转型对高质量的支撑?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还是说到我刚才提到的问题,我们要有一个综合性的衡量指标,同时也要有经济性的指标,在过程当中分布式的进行衡量。最后的成果我们非常关注的一点是高质量发展的原则,最终我们希望看到的是从底层真正向上流动的机遇,这些人是不是能够真正的高中毕业,取得很好的就业机会,从底层向上流动,和富家子弟相比他们是不是有更好的机遇来改变他们这样的社会境遇,这首先取决于出身,同时我们还要看最终的成果。这是一个综合性的评估体系,从而让我们看到一个社会流动的机制,平等机遇的给予是不是能够做到,这是需要我们长期来衡量的。当然有的时候我们欠缺耐心花很长的时间等待这样一个成果,很多时候需要中间阶段的评估体系,我们要看经济的过程怎么样,进展如何,我们是需要这样一个衡量体系的,比如学前教育。

  说到经济活力,其中一个问题是花费了多少,支出了多少,花在人口的再培训上。经常有人从一个工作换到另一个工作,他的上岗再培训又花费了多少,比如丹麦这样的国家,GDP的2%到3%都花费在了培训上,所以他们做的非常好。美国的经济非常差,就是由于再培训做的不好。所以,我们应该制定一个指标,这个指标就可以来衡量我们怎么样对工人进行再培训,因为这涉及到我们经济体的未来。这当中是有一个关系的,它是一个变量,变量的不同就会造成产出的不同,既然是变量就要非常容易衡量和测量。从经济的角度来说,我们既有机会,也有质量,在这种情况下,你应该给他们均等的获得机会的权利以及提供良好的环境,我们就可以对他的产出进行衡量、进行测量。在衡量之前要有一些具体的步骤,没有具体的步骤就无法实现最终产出成果的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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