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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经济增长质量需要新的指标体系
 

  十八大报告指出,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这是我们党深刻总结世界各国发展的经验教训、深入分析国内外发展环境基础上得出的科学结论。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本质是,促进经济发展动力的升级,即由自然资源和资本投入驱动转向效率驱动,这是生产力水平质的飞跃,要求生产关系领域协调配套推进改革,任务复杂而艰巨。以往经验表明,总是有人将中央决策的理解片面化、表面化,执行中做选择、搞变通,在报告中的结论和现实中的群众感受出入很大,其重要原因是缺乏客观衡量标准。为此,科学界定质量和效益的衡量标准,构建一套定量化可操作性强的考核指标体系,是保证中央决策部署落实的前提。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实行投资和出口带动经济增长战略,带动了投资和出口快速增长。但是,国际金融危机深刻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一方面,我国传统比较优势面临空前挑战,劳动力价格不断提高且总量已经出现下降,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强化;另一方面,我国经济发展处在“前有堵截后有追兵”阶段,产业结构雷同的发展中国家正在对我传统优势形成竞争,发达国家在需求不足压力下持续加大新一轮科技研发投入已初见成效。如果不及时将经济发展动力转向效率提高,前苏联和东亚分别于上世纪30年代和90年代遭遇的困境很可能在我国重演。因此,迫切需要升级经济发展动力,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走出效率驱动发展的新路,防止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带来潜在增长率过快下滑。

  一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T FP)是资源、资本和劳动力投入不变情况下经济增长的程度,是衡量经济效率的最重要指标。近年来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持续降低,据测算,1979年-2004年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长0.891%,对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为9.46%,明显低于发达国家上世纪60年代后50%以上的贡献水平。因此,升级经济发展动力关键就是看全要素生产率提高速度,决定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有三,加大科技投入和科技成果应用,积累人力资本素质,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制度变革促进自由竞争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二是提高科技创新推动经济发展。科技创新要充分发挥企业、科研院所和政府等主体的创新优势,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和科技创新应用。具体衡量指标有,专利技术申请数,R & D占G D P比重,企业、科研院所和政府等公共机构的研究开发支出增速及占比,基础科学研究和实验开发费用增速和占比等。另外,我国当前落后产能过剩、技术亟待提高,应借鉴美国上世纪80年代走出滞涨的经验,促进企业的设备更新投资和加速折旧。同时,国际经验表明,要提高各类科研主体的协同创新能力,联合攻关重大科研项目正在成为一种趋势,协同创新能力和成果应是一项重要监测指标。

  三是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劳动生产率。新的竞争优势有赖于劳动者素质和生产率的提高,近年来我国劳动者素质和生产率取得较大进步,但与发达国家仍有不小差距。中国科学院和世界银行都曾发布报告认为,中国劳动生产率2010年只相当于美 国 的1 / 1 2, 日 本 的1 / 1 1, 不 及O E C D国家的一半,甚至比不上一些发展中国家。衡量指标包括,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G D P与从业人数之比。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和蔓延说明,结构性问题突出是制约一国经济发展的长期因素,经济发展中的短板长期得不到改善,势必积累成为不可调和的矛盾。我国因产业结构、地区结构、投资消费结构、收入结构、企业结构等不够合理,导致部分行业产能严重过剩、房价快速上涨、收入差距拉大等问题日益突出。解决这些棘手问题,要充分发挥市场提高效率和政府弥补市场失灵的作用,切实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

  一是改善投资消费和出口结构。从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看,投资和出口对经济的影响力受到一定限制,钢铁、建材、电解铝、有色等很多行业产能过剩严重,投资边际效益递减,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强化,投资大规模增加的空间有限;世界经济陷入长期低迷,外需即净出口不再可靠;迫切需要原来靠投资和出口转向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必然要求消费不断扩大,衡量指标是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同时服务消费占比应提高,恩格尔系数应下降。当然,投资带动经济的能力仍不容忽视,关键在于优化投资结构,衡量指标是民间投资占比、民间投资与G D P增速差。

  二是改善收入结构。当前,我国面临居民收入占比偏低且居民之间收入分配不公平、政府收入占比偏高、企业盈利水平差别大等问题。既要调整政府、企业和居民部门间的收入结构,也要关注部门内部的不均衡。关键指标有,财政收入占G D P比重稳中趋降,地方政府收入占比稳中趋升;居民收入占比提高,基尼系数缩小,垄断企业高管人员薪酬稳中有降;工业企业利润率提高,国有企业红利上缴与一般预算收入比提高等。与此相关的是我国储蓄率偏高,2008年以来城乡储蓄存款每年都增加4万亿元以上,2011年底已达34.36万亿元,当年新增加4.17万亿元。在实体经济投资效率不高、出口受阻的情况下,储蓄率过高不利于消费扩大。因此总储蓄率适当下降是判定宏观经济结构优化的一个重要标准。

  三是产业结构要不断优化。我国原有发展模式的结果是二产重三产轻,2012年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为10 .1:45.3:44 .6,第三产业占比虽然较十年前的32.3%提高了12个百分点,但与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服务业占比超过70%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放开服务业管制,提高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比重,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途径。因此,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应逐步提高,其中房地产业比重应保持稳定。类似的还有地区结构,随着资本边际效益的递减,部分东部地区制造业企业向中西部转移,中西部地区改善投资环境、承接产业转移,将带动经济增长,缩小地区差距。衡量指标是中西部地区经济总量与全国经济之比。

  四是企业规模和所有制结构。从企业角度讲,理想状态是大中小型企业平等获得信贷等资源,国有民间资本平等竞争,各得其所,各类企业都能在实现企业利益的同时充分创造社会财富。但现实中,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一直比较突出,民间资本进入电信、铁路、金融、石油等领域几乎不可能。这不仅制约了部分企业的发展,而且滋生腐败,导致社会不公,因此,需要完善金融体制改革,并尽可能放开垄断领域的准入限制促进企业结构优化。这里,中小企业银行贷款比重和增速,民间资本进入电信、铁路、金融、石油等行业的数量、增速和占比提高是重要的衡量指标。

  五是保持适度的杠杆率。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经济体持续低迷,原因之一在于其政府、企业、银行和家庭杠杆率长期过高,一旦出现债务偿还困难就可能引发连锁反应。从政府部门看,与发达国家动辄100%左右的债务负担率相比,我国仍处在相对安全范围内。但不能否认,近两年经济增长对债务的依赖在加重,特别是地方政府在发展冲动和现行财税体制作用下,积累了大量政府债务,审计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地方政府债务10 .7万亿元,占当年G D P的1/4,研究显示,各级政府债务占G D P比重超过60%,债务长期过快增长将影响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应将国债、地方债、对外债务增速及其与G D P之比作为重要的控制指标。从居民家庭角度看,美国消费过度、负债过高,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国际金融危机。我国虽然现在还处在消费继续扩大的阶段,但在发展信贷消费时也应设定一个合理的规模和速度,既有利于扩大消费,又不能形成过度消费的不良局面。因此,信用消费增速和占比是衡量杠杆率的重要指标。从企业部门看,资产负债率应保持安全水平。

  六是改善金融结构服务实体经济。金融是实体经济的反应,服务于实体经济也对实体经济具有反作用。金融的关键是提高效率,改善金融结构,防控金融风险。首先,我国金融效率有待提高,2012年M 2比2007年底增长近1.5倍,同期名义G D P增长不到1倍,M2已经达到G D P的1.88倍,而美国只有0.64倍。再次,我国金融机构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更为稳健,但也不能忽视其风险防范。促进金融健康发展应重点监测储蓄存款和G D P之比、货币乘数、银行总资产增速、四大商业银行贷款额占比,不良贷款率,社会融资规模增速,直接融资占社会融资规模比重,“三农”和小微企业贷款占比,房地产领域融资比例,外汇占款占基础货币的比例,理财产品占比和增速,M 1和M 2增速差等指标。

  我国原有经济发展模式的弊端,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充分暴露,企业经营一度陷入困境,直到现在很多企业仍在亏损边缘徘徊,只有企业效益提高才能带来宏观经济的高效益。提高经济效益,从生产环节看是投入少产出多,交换环节看是流通费用和交易成本降低,从消费环节看是企业产品适销对路,市场广积压少。衡量经济效益主要包括以上三个角度:

  一是投入少产出多。首先,从核算角度看,生产法G D P是总投入减去中间投入得出总产出,换言之,总产出与总投入之比即增加值率越大说明经济的效益越高。目前,由于我国多数行业处于国际分工的低端,附加值整体偏低,多年来我国工业增加值率基本在26%-30%之间波动,2009年仅为26.5%,而发达国家一般在35%以上,美国、德国等国甚至超过了40%。因此要提高主要行业的增加值率以改善经济效益。其次,从全社会角度看,能源资源和环境是经济增长的成本,在国民经济核算中没有得到完全体现,但当前正严重影响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应以单位G D P能耗,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增速和G D P增速比、PM 2.5超浓度限值天数和空气质量良好天数占比等指标为判断依据。需要说明的是,在计算成本时要区分治污成本和防污投入,前者应在核算绿色G D P时扣除,后者则应增加G D P。

  二是降低流通费用。从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经济运行四环节过程看,生产是起点,最终消费是目的,流通是过渡的环节,虽然重要但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无效的交易成本,过高会提高商品价格。当前我国存在物流费用偏高的问题,2012年占G D P比重虽有所下降仍高达18%,远高于发达国家10%左右的平均水平,影响了消费扩大,与我国扩大消费需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方向相悖。应以流通费用占比降低作为衡量经济效益提高的重要指标。

  三是产品市场广积压少。企业产品和服务适销对路,是企业微观效益提高的根本,也是社会宏观效益提高的基础,面对国内外新形势我国企业的效益状况正在发生变化。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企业生产经营困难一度造成失业人员大量增加和经济快速下滑,部分行业产能过剩至今仍比较严重,2012年四季度,我国工业制成品的产能利用率80.1%。同时,企业产品销售受阻,亏损增加,2011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亏损面一度达到20%以上,2012年底仍有15%左右的工业企业处于亏损状态。原因在于企业的竞争能力不高,低层次产能重复过剩,高层次产能不足,经济效益偏低,只有在充分竞争的市场上让企业按经济规律自主决策,自负盈亏,切实保护知识产权使企业投入与产出成正比,才能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企业效益衡量指标有:产能利用率、产品销售率或产成品库存占比,成本利润率,企业亏损面。

  制度变革和创新带来效率的提高,突破口在于政府职能转变,政府职能包括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转变的方向是,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政府退出微观事务和事前审批,加强宏观管理和事后监督。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要把握“政府非许莫入,市场非禁即入”的原则。

  一是简政放权,增强企业活力。我国当前在国际科技领域的地位与30年前相比有了较大提高,从技术追赶状态达到了参与技术创新状态,只有充分发挥更多的民营企业的创造性,取得技术突破的可能性才会更大,这个过程需要政府放权特别是放开市场准入和退出的限制,保护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扮演辅助和服务者角色。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要求,以职能转变为核心,继续简政放权、完善制度机制、提高行政效能,减少和下放投资审批事项、减少和下放生产经营活动审批事项等。未来五年,国务院各部门掌握的1700多项行政审批事项将压缩1/3以上。应设立监测考核指标:政府行政审批事项件数,资质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数量、能源资源等生产要素价格审批(政府管制)事项数量,专项转移支付和收费数量和增速。

  二是更加关注民生改善。一是政府自身支出要减少,三公经费、楼堂馆所减少支出,财政供养人员数据要公开,并且要呈下降态势。二是民生支出要增加,教育、医疗、就业、社保、住房保障、政府用于居民日常生活必需品的财政补贴支出增加。三是推进以农村人口市民化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四是居民生活质量要逐步提高,主要指标包括住房销售套数、保障性住房分配套数分别和家庭户数之比等。五是稳步提高净增就业数,即当年新增就业人数和退出就业人数之差。目前通用的指标是城镇新增就业人数,无法反应劳动者退出就业市场的情况,可能导致实际就业水平虚高,无法准确说明就业状况的真实改善程度。

  三是保障经济平稳运行。提高增长质量要求实现没有水分的实实在在的增长,保持物价稳定是政府调控经济的重要目标之一,也是实现没有水分增长的重要内容。我国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曾出现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对经济竞争能力和居民生活水平造成不利影响。当前我国物价构成中,食品、居住价格占比较高,M 2对物价影响较大,因此物价涨幅、食品和居住类价格涨幅、M 2增速应成为衡量经济质量的重要指标。同时,房价过高上涨过快积累泡沫过多,将危及宏观经济稳定发展,应将房价与居民收入增速比作为衡量增长质量和经济平稳运行的判断指标。

  四是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以开放促改革促创新。改革开放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外向型经济发展对我国技术进步、产业升级、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如今我国经济科技实力已经大大增强,但与美欧日等发达国家仍存在不小差距,需要进一步扩大开放领域、提高开放质量,促进国内的改革、创新和发展。一是加快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同时促进外贸平衡发展;二是稳定外资规模的同时着力提升利用外资的质量,引进一批智力和技术密集型外资,充分发挥其促进国内企业改革的激励示范作用;三是加快走出去步伐的同时,着力打造一批世界级跨国公司,使中国企业在世界范围内配置资源,竞争生存。相应地,高技术产品和世界级品牌产品出口占比,外贸顺差占G D P比重,高科技行业和关键环节利用外资占比,世界500强企业对外投资占比等就成为重要的衡量指标。

  应用指标体系需正确理解增速、质量和效益的关系。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并非不要数量和速度,而是要实现数量和质量、速度和效益的统一,要求尊重经济规律、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速度,既不能只顾经济增速也不能放弃经济增长目标,是在不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中实现增长。也就是在一定增长速度(7%-8%)基础上,更加注重经济发展中的平衡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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