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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身边离开体制的人目前没有一个后悔的
 

  这两年离开体制的人越来越多,是体制内混不下去了还是外面的诱惑越来越大,也许都不是。

  樊登有一次讲过一个笑话,以前说自己是央视主持人,别人觉得你比较牛逼;现在要说是从央视出来的主持人,别人才觉得你牛逼。

  我一个年龄较大的长辈,在当地做到了文化局局长,后来选择去一家基金公司请去当了总经理,负责一个影视项目。好不容易辛苦了大半辈子,坐上了局长的位子,说不要就不要了。

  而且,真的,我身边离开体制的人,并不是因为在体制内混不下去了,反而大多数都是在体制内其实混得已经很不错了,仕途前途基本一片平坦光明;但是,他们觉得不够,他们有更大的野心。

  比如我家乡一个朋友,年前从政府大院里出来,从宁波去了上海,做某大型房产企业的董事长助理。他选择出来,我们是很意外的,因为他已经混到了在我们看来一个非常不错的职位和级别,放弃成本确实很大。今年过年的饭局上我问他:“兄弟,你怎么想的?”

  他开玩笑说:“这不是跟随你的步伐嘛,你是我们的榜样啊,你还写了那篇爆款文《体制内外,甲方乙方》啊。

  他喝了杯酒,表情严肃,长叹口气:“我知道,不走的话,每天小日子也能过得不错,也不是很累;但是——

  “如果我混得好了,我就觉得没有辜负自己;如果我混得不好”,他停顿了下,”我也就认命了,知道自己没有想象中那么厉害,我就能安安心心,踏踏实实地过稳定的日子,从此不再胡思乱想。”

  他笑笑:“赌不起,就不玩了,现在不还没结婚嘛,输了也没啥大不了的,至少我知道我不会饿死。”

  很多离开了体制的人,要么就是有底气,要么就是有好心态,要么就是想得特别明白,人生一场游戏而已。

  我身边有好些公务员朋友,智商情商之高,我知道他们如果离开体制,大概率可能性是混得比现在好,一定是企业高管或者优秀的创业者,至少财务上更自由些。而他们选择在了体制,选择了一条更保守的职场道路。

  你说他们选错了吗,也许吧,但是对于未知的选择,我们永远无法笃定,而且衡量成功的标准,也不是只有财务收入一条。

  我最受不了的,是很多人又蠢又懒还没本事,有幸端起了旱涝保收的铁饭碗,却天天在抱怨体制不行,瞎逼逼说平台配不上你的野心。

  相信我,他们吐槽再多,你真要他出来吧,他就不干了。因为他们对外面的世界,远不够真正热爱,也对目前的现状,还远不够真正厌恶。

  这种人,在体制内属于混不上去,到体制外生存肯定活不过一个月的loser。

  进一步说,我觉得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区别,并不是狭义上的指事业单位或公务员就是体制内,企业单位或自由职业者就是体制外,这种划分太表面和偏见了。

  我认为体制内和体制外,唯一的区别在于这个平台能否充分释放你的能力和潜力。

  体制外有没有风险,当然有,市场竞争激不激烈,当然激烈。但是,我相信,这些年的中国,正经历由互联网带来的新一轮“改革开放”。

  传统的商业,个人的话语权太弱,组织和公司占据了渠道和流通资源,所以公司品牌越来越强,个人只能更多依赖组织和公司,才能成为既得利益者。

  但是互联网最牛逼的地方在于,打破一切中间化去中间,直接放大个人价值。所以,优秀的人更容易抓到互联网的红利,成为这个时代宠儿。

  体制内是工资增长的线性模式,而体制外是类似股权的指数模式。“体制”一个词,已经从原来生活的保障,成为创新的束缚,稳定的风险,其实更大。

  当体制外的想象力更大,当留在体制内的成本更高,很多聪明人,都会开始用脚投票。

  传统媒体人的跳槽,大多去了互联网公司,所以着重从传统媒体和互联网公司的对比来说,主要这么三个原因:

  1,创新机制落差。传统媒体绝大多是国有,创新缓慢,在互联网浪潮前徘徊不前,抑制了个人价值的成长。

  2,技术落差。相比互联网公司,传统媒体,是技术维度更低的平台。无论在商业模式拓展还是内容生产、传播上,都居于明显的劣势。

  因为看了某句话,“毕竟体制是迟早会被打破的”。思考了很久,觉得自己不适合那个地方。我作为一个小的不得了的个体,为什么要随这艘大船一起沉?

  如果把跳槽范围扩大到包含创业,媒体人的“跳槽”路径大概可以总结成四种,当然,其中细节又各有各特色。

  1、在媒体里面打转转,由媒体人修炼成媒体精,这里面又分为从传统媒体到门户以及从综合性媒体到时尚媒体两种。

  前者以南方系黄金年代的陈菊红、陈朝华、央视名策划李伦、名嘴邱启明为代表。

  陈菊红在《南方周末》工作七年后,于2003年赴美国哈佛大学担任尼曼访问学者。2006年供职《南风窗》杂志任总编辑,一年后加入腾讯网,现为腾讯网总编辑。

  2015年初,原南方都市报总经理陈朝华宣布告别纸媒,加盟搜狐,出任搜狐副总裁及总编辑,直接向张朝阳汇报工作。

  纸媒圈的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李伦这个名字,如果说起《客从何处来Ⅰ》、《看见》应该大多数都听说过或看过,李伦曾是这两档央视王牌节目的制片人,他跳槽到腾讯任副总编辑后操刀的《撒哟娜拉,车站酱》直播同样为人熟知。

  邱启明离开央视后,主持了下娱乐节目,不过还是一张新闻脸,后来跳到搜狐,轨迹和前述几位大同小异,传统媒体到门户。

  从综合性媒体到时尚媒体,原本没什么好讲的,不存在太大的跨界,不过李海鹏所在的《时尚先生》玩出了花样,依然是特稿制造者,但是旗下夫妻档杜强和林姗姗却“升级”成了IP Maker。继《太平洋大逃杀》之后,《时尚先生》旗下的Esquire实验室与陈昊义导演及其公司达成协议,售出林珊珊作品《黑帮教父最后的敌人》的影视改编权。这个过程对记者本人来说变化几乎为零,但平台有了更多做好故事的资本。

  2、像王以超这种,从传统媒体编委的位置空降到互联网企业担任公关负责,这一类人物特别多。

  举一例典型:2015年《博客天下》、《财经天下周刊》、《人物》杂志出版人,博雅天下传播机构副总裁郭光东,离职加盟网上订餐平台饿了么。郭光东也是成名于南周,以评论见长,在媒体这行已做了15年。理论上讲,媒体大佬被互联网企业相中成为PR老大,主要是他们能摆平一些事情。

  同样是2015年夏天,在央视工作了18年的著名主持人张泉灵发微博称,自己已离开央视,正式成为紫牛基金的合伙人。张泉灵发微博《生命的后半段》中写道:“这就是我新的开始,紫牛基金的合伙人。而紫牛基金本身也会以创投界一种全新的方式起步。猎豹移动CEO傅盛、罗辑思维的罗振宇、经纬的张颖、多玩游戏的李学凌、58同城的姚劲波、真格基金的徐小平、时尚集团的苏芒,我们会一起来寻找风口上的紫牛,用实实在在的创业帮助,带你一起飞。”

  4、积攒了人脉和人气后,创业自己做老大,这里面又分为做公关咨询公司和内容创业、及其他垂直领域两种。

  前者以刚上新三板的速途,早前已经上了新三板的海唐,可能准备上新三板的庄凌为例,速途创始人范锋曾经供职南方报业、经济观察报、天极传媒等,海唐公关创始人段志敏曾经是《京华时报》财经部主任,庄凌的创始团队以《财经》杂志、南方系和东早为主。

  内容创业领域以邱兵、徐沪生和徐达内为代表,其他垂直领域以新世相君张伟、南都系+网易系龙志为代表。

  以“我心澎湃如昨”等邱三篇闻名的前东方早报社长、澎湃CEO邱兵辞职投身做短视频内容创业,据说,邱兵转投新媒体领域创业将获得某文化产业基金高达5亿元的人民币投资,并且不止一家基金想要获得这次投资权。

  这或将是新媒体领域获得最高投资额度的创业者。邱兵曾经的副手,以媒体札记著称的徐达内的方向是内容创业服务平台,他在搞火了媒体札记这个品牌后,又把“内容创业”这个词搞火了,以至于内容创业之春、之夏、之冬的争论都出来了。

  《外滩画报》前总编辑徐沪生可以说是一个明星。离开外滩画报以后,迟至2014年9月8日,他创办的一条才在微信公众号上发布了第一条视频,那也是他的产品第一次面世。但凭借每天一条优质的原创视频,一条很快异军突起,成为了整个创业浪潮中最引人关注的新媒体机构之一。

  网易曾经走出了很多副总编、总编级的创业者,方三文于2010年离开创办雪球财经;跟他有过相同Title的张锐离职后的项目是春雨掌上医生;陌陌的创始人是网易前总编唐岩。

  龙志曾经任职职网易UGC中心总监、新媒体中心总监,其创业项目凹凸曼是一款专属胖女孩的社群,项目主打穿搭分享和健康瘦身两方面,分享频道有大码模特自己搭配的分享,教大码女孩如何穿搭,鼓励她们自信秀照,欣赏自己的美。

  以上,只列举典型的四种,很多媒体小兵也有不少循着上述路子,当然还有很多种方式,比如陈彤、刘春等等……不管移动互联网浪潮怎么翻滚,还有很多媒体人在路上,谈理想和情怀的年代早就过去了,产品经理所能获得的影响和报酬也远远超过了主编,但恐怕,记者仍然是这个世上相对最自由的职业,虽然,有那么多的不自由。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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